“三个有利于”为世界遗产申报保护注入中国智慧

最近，“三个有利于”标准与世界遗产申报保护的话题在百度热榜引发热议。当中国申报的“普洱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”成功列入《世界遗产名录》，成为全球首个茶主题世界文化遗产时，人们再次意识到：这项诞生于改革开放初期的判断标准，正在文化遗产领域焕发新的生命力。

从“发展标尺”到“遗产准则”

1992年邓小平提出的“三个有利于”——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、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、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，原本是衡量改革成效的核心标准。而在世界遗产申报保护的实践中，这一标准被创造性地转化为文化遗产工作的价值坐标。

以景迈山为例，其申遗成功绝非简单的“贴标签”。当地通过科学规划，将古茶林保护与生态农业、茶旅融合相结合：一方面限制过度开发，保护古茶树群落的原生环境；另一方面发展有机茶产业，让茶农收入较申遗前增长40%。这种“保护中发展、发展中保护”的模式，恰恰印证了“三个有利于”的实践逻辑——文化遗产不是静止的标本，而是能激活生产力、提升民生福祉的活态资源。

破解“保护与发展的二元对立”

长期以来，世界遗产领域存在“重申报轻保护”“为保护而保护”的争议。一些地区将遗产地视为“摇钱树”，过度商业化导致原真性受损；另一些地区则因严格限制开发，让遗产地陷入“富饶的贫困”。

“三个有利于”标准的引入，为破解这一困局提供了中国方案。它强调保护必须服务于人的发展：福建土楼申遗后，当地通过修缮传统民居发展民宿经济，既保留了客家文化肌理，又让村民人均年收入突破3万元；良渚古城遗址建立“遗址+公园+社区”的模式，让考古成果转化为公共文化产品，年接待游客超200万人次。这些案例证明，当遗产保护能切实提升民生水平、增强文化软实力时，保护工作才能获得持久的内生动力。

为全球遗产治理提供新范式

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《世界遗产公约》框架下，“三个有利于”的中国实践正在产生国际影响。区别于西方“原真性优先”的单一标准，中国方案更注重“活态传承”——既尊重遗产的历史价值，又关注其当代功能。

这种理念在“泉州：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”申遗中得到充分体现。当地没有将遗产点孤立保护，而是将其纳入城市发展整体规划：通过建设海丝文化生态保护区，既修复了22处遗产点的历史风貌，又带动了临港产业、海洋经济的发展。2023年，泉州海洋生产总值突破3000亿元，文化遗产与经济发展的良性互动，让“三个有利于”成为可复制的治理经验。

从改革开放的“实践标准”到文化遗产的“价值标尺”，“三个有利于”的跨越，本质上是中国共产党“以人民为中心”发展思想的延续。当世界遗产保护从“精英叙事”转向“民生关怀”，从“静态保存”转向“活态发展”，中国正在用实践证明：文化遗产不仅能照亮过去，更能温暖当下、赋能未来。这或许就是“三个有利于”给全球遗产治理最珍贵的启示。